“高考制度恢复45周年”系列报道之二|王利明:关于“七七级”的独家记忆

编者按1977年,注定是要被铭记的一年。这一年12月,570万不同出身的考生走进考场。从此,他们的命运出现转折,一个国家的命运也因此改变。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,中国法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。1977年,北京大学法律系、吉林大学法律系、湖北财经学院(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)法律系率先招生,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法治建设,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法治人才。时至今日,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已有45年。而我们身边的很多法律人,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高考故事,这些回忆见证了中国高考的历史变迁,触摸着中国高考的改革脉搏。

从1999年实行了“3+X”科目改革到2002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次实现全面网上录取,同年北京市进行了自主命题的尝试,再到2003年开始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点改革,2010年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-2020年)》提出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,最后到新高考改革,高考制度迈向新时代……

毫无疑问,恢复高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相信随着新高考在选拔评价人才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,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必将在新时代更加显现。

本社记者 王涵1977年,是一个特殊的年份,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,都成为时代的符号和缩影。这年,同志“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”的呼吁,让停摆了11年的高考制度重新开启,成为一代人命运的转折点。王利明也搭上这趟列车,成为他口中自豪的“七七级”大学生,人生轨迹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

1960年2月,王利明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族镇。15岁时,他从沔城中学高中毕业,成为一名插队知青。平日里在田间地头劳作,感到迷茫时,他就拿起身边能够找到的书读起来,不曾放弃对知识的执着。后来,在插队的农村,王利明还当上了小学代课老师。

1977年,高考恢复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。忽如一夜春风来。无论是在田间劳作的青年,还是在工厂里忙碌的工人,都为之惊讶和激动。这个消息传到王利明插队的村庄时,大家都对此将信将疑,毕竟已经停滞十多年,消息的真假让人怀疑。王利明最初也没当回事,并没有认真备考。

一个月后,王利明的一位中学老师写信给他,在信中叮嘱:“你在中学的班里是尖子生,有基础,有希望,你要认真准备,一定要参加这次高考,抓住这难得的机遇。”王利明回信表达了自己的顾虑,由于放下数理化等知识已经有几年了,手头也没有教材,复习资料不足,不知该如何准备。但王利明是幸运的。这位中学老师很快回信,并随之寄来几本以前的中学教材,再次鼓励王利明抓紧备考。也正是因为这位老师的坚持和鼓励,才让法学界在日后多了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。

就这样,王利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,向生产队请了假,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门。饿了啃点红薯,吃点炒饭,醒了就看书,困了就睡觉。就这样过了半个月,王利明走上了考场。

对于这场人生重要的考试,王利明现在还历历在目。据他回忆,当时他所在的考场有很多位置都空着,看来有不少人最后都放弃了。

王利明虽然准备考试的时间并不充裕,但以他高中时候的底子,加上那半个月夜以继日的备考突击,艰难通过了这场考试。王利明回忆起这场考试的题目,仍然记忆犹新:“第一天的政治考题,第一题是解释‘’,我看到题目心里一下子有了底气。语文主要是翻译荀子的《劝学》,并写一篇命题作文‘学雷锋的故事’。”因为王利明的古文基础好,所以语文答题对他来说毫无困难。难的是数学,由于荒废多年,即便很简单的数学题,对王利明来说都很难。王利明后来听一位招生的老师说,他的数学成绩确实一言难尽,但好在语文出色,把总分拉了起来,才被录取。

直到进入大学,王利明跟同学们聊天时才知道,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,靠着往年的积累和临时抱佛脚,应付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。

据了解,1977年实际参加高考的考生为570万,最终录取率只有不到5%,成为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年。在法学领域,当年全国只有北京大学法律系、吉林大学法律系、湖北财经学院(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)法律系3个院系恢复招生。

王利明正是考入了这为数不多的法学院系,成了湖北财经学院第一届法科生。“我至今都记得,我正在田间除草时,一位乡村邮递员大声喊我的名字,然后给我送来一封邮件,我打开一看,是大学录取通知书,我以为自己在做梦,请身边的人仔细看了看是不是真的。大家都确认无疑,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”

王利明亲眼目睹了“文革”期间随意对公民私权的侵犯,给他的心中蒙上了一层灰。所以,在报考大学时,他想要为“权利”呐喊,为完善法律制度出一分力,所以毅然选择了法学专业。

1977年,王利明成为湖北财经学院第一届法科生,他所在的班级日后被称为“中国法学第一班”。人们之所以这么说,一方面是因为恢复高考那年,湖北财经学院率先恢复招收“文革”后第一批法律系学生;另一方面,时至今日,这个班出了不少法学界的名家名师(如吴汉东、黄进等人)。

别看现在群星璀璨,可刚入学的时候,大多数人身上都保留着泥土气息。他们不仅来自不同的地方,年纪也有大有小,最小的不足18岁,最大的32岁。王利明记得开学报到时,看到有人背着行李第一次走出农村、有人挑着担子,手里还牵着自己的孩子。千差万别的人走到一起,成为同班同学,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现象。除此之外,老师们也是从农村、工厂、五七干校纷纷返回学校,开始新的使命。

从王利明进校开始,国家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,人们从前习惯了小心翼翼地说话,忽然可以敞开心扉,大胆表达,对他们来说,仿佛进入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新时代。

王利明曾多次表示,他们这代人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,成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,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见证者,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。

王利明刚入校时,全国上下百废待兴,学科体系、课程设置都处在重建的起步阶段。很多课程都没有教材,更别说法学专业了。法学作为受“文革”影响的重灾区,所剩的课本无几。据了解,当时的课程大多讲的是国家政策而非专业的法学知识。

但每个同学都表现出对知识的饥渴。他们抓住一切机会给自己补课。王利明解释道,他们这一届生活在文化断裂的时代,从小学开始适逢“文革”,虽然学到了高中,但这期间不间断地停课、闹革命,实际学到的知识很少,就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小孩儿。同学们重返校园后,如沙漠遇水,几近疯狂地摄取知识,以期弥补这11年间的知识亏空。

王利明也不例外,他跟大多数同学一样,全年泡在图书馆里,读各种书,把读书当成一种享受、一种满足。那时候图书馆门口经常大清早就排起了长队,不少同学带着馒头钻进图书馆,一呆就是一整天。每个人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,熄灯了还不舍得睡觉,停电了,就跑到外面的路灯下去看书,太晚了学校关门,还得翻墙回来。对于英语零基础的他们,要从ABC开始学习,每个人都揣着小本子,写上每天要记的单词,打饭、图书馆排队、散步时,都会顺手拿出来读上几遍,看上几眼。同学们的学习状态用争分夺秒来形容毫不为过。

王利明回忆,那时候宿舍里没有报纸,他们就去外面公共橱窗栏里阅读每天的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。有的同学还会摘抄下来,就一些文章上发表的观点,同学们时常聚在一起展开讨论。这些行为都是自发的,没有人组织和号召,大家因为对知识的尊重和渴望而聚在一起。

虽然大家疯狂读书,但并不是死读书,在读书后,同学们都会认真思考。对于大学时期的很多事情,王利明至今记忆犹新:“那时候的很多故事我都记得,每次上完课,老师都会主动到宿舍继续跟学生交流,一聊就是几个小时。不仅会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专业问题,还会跟学生探讨为人处事的道理,有时候甚至会跟同学争论起来。大家纷纷从自己的工作、生活经历,谈对老师讲解的各种法律问题的看法。虽然难免面红耳赤,但同学和老师争论的都是问题本身,毫无任何杂念。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专业的知识,更重要的是对人生、对事业的思考和人生的智慧和阅历。”

王利明表示,“七七级”后来无论在政界、学界还是商界,都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甚至领军人物的原因,和那个特殊年代、特殊风气和特殊的一代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

王利明直到现在还时常怀念自己的大学生活:“那时的师生关系非常纯粹、亲密,老师们无私地传道授业解惑,不掺杂任何功利的色彩。他们充满了对教育的原始而强烈的热爱,驱使他们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学生和教育事业。”

有一次王利明生病卧床,没有吃饭。当时教民法课的老师听说后,亲自上街买了一只活鸡,为他熬了一罐鸡汤,让独自在外求学的王利明感动得几乎要落泪。这样的师生关系,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,十分自然。

回想刚入学时,整个武汉市物资极度匮乏,每天只能吃到一点蔬菜,更别提肉了,几个月都见不到荤腥。但对于艰苦的生活条件,没有一个人抱怨。同学们因为吃过苦、挨过饿,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备感珍惜,毫不在意生活水平的高低。王利明因为家庭贫困,每个月还能从学校得到十块钱的生活补贴。这十块钱,不仅支撑了他的生活费用,他还想办法省下点钱去书店买几本自己喜欢的书。

跟那个年代的大部分知识青年一样,王利明和同学们都有文学气息。他们经常写诗歌、散文、剧本,心中都有一个作家梦。王利明大学头两年最感兴趣的就是写诗。他还大量阅读文学书籍,经常和同宿舍的同学方世荣聚在一起讨论文学。现在王利明回头来看,虽然那些书或许无助于他专业水平的提升,但对他日后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人文情怀的培养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那一届的同学们,不单学习知识,还都想肩负起振兴中华的责任。“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读书”并不是一句空话。为此班里还曾召开主题班会,大家展开激烈的讨论。每每回想起这些,王利明依然心潮澎湃。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,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当成为社会的栋梁,应当担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。

回想起当时的法学教育,王利明直言:“当时的民法学可以说是一片荒芜园地,很多人根本不知民法为何物,连一本像样的民法教材都找不到。”彼时,他们在课堂上所学的民法学知识,也只不过是一些有关婚姻家庭、财产继承、损害赔偿的规定。

临近毕业的时候,21岁的王利明偶然在教国际私法的张仲伯老师那里看到了一本名为《民法概论》的油印小册子,书的作者是被学界誉为“中国民法之父”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佟柔。这本在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书,在那个专业书籍极度匮乏的年代,可是珍宝。

这是王利明第一次看到结构严谨、体系清晰、讲解深入浅出的民法学教科书。用了一晚上时间,读完了这本书,他觉得酣畅淋漓却又意犹未尽。这本书很快要还给张老师备课用,当时没有复印设备,王利明心一横,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,把这本十万字的小书硬生生地从头到尾完完整整抄写了下来。

王利明说:“是这本小册子引导我进入民法领域,当时读完我就对民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”

1981年,王利明通过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的考试,如愿成为佟柔的研究生。

在王利明眼里,导师佟柔总是戴着一顶前进式鸭舌帽,穿着藏青色中式对襟上衣。走进教室后,佟老师总是把讲义放在讲台后,摘下帽子,露出一头稀疏的银发,然后就开始神情慈祥地进行讲述。

来到人民大学,王利明经常去学校图书馆库本阅览室。接触了一批朝阳大学(人学院前身)的法律书籍,大概有几千册,基本上没人看,上面都是一层灰。“我从早到晚就在那个阅览室里,把这几千册书绝大多数都看完了,做了不少笔记。”与王利明经常做伴的是在宗教学与中国哲学领域“双耕”不辍的学界泰斗方立天教授。有一年腊月二十九,他们俩还在阅览室看书迟迟不肯走,最后是被馆员“赶走”的。

王利明表示:“就是在那个时期,每天阅览大量的书籍,加上有问题就向佟老师请教,才把民法功底打好,打扎实了!”在佟柔的悉心指导下,王利明开始撰写法学论文,并在民法学理论的前沿问题研究上不断有斩获。

1984年,王利明硕士研究生毕业,留校任教,选择将自己所学民法知识传授给更多的学生。

1987年,人民大学开始招收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,在佟柔教授的指导下,王利明一边教学,一边攻读民法学博士学位。

1988年12月,受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的资助,王利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参加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学习,研究英美财产法、信托法、合同法、侵权法等领域的问题,为博士论文的写作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英文资料。1989年年底,按期回国。

1990年,王利明顺利进行了博士答辩,当时已经身患肺癌的佟柔教授,抱病从医院来到学校,坚持参加完答辩。王利明成了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。

王利明始终不忘佟柔教授对他的教诲: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都要坚定地在民法学的研究道路上走下去。

如今,王利明已经是法学领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家,而且长期参与我国民事立法工作,还培养出不少知名的民法学者。

回看走来的这一路,王利明确信,是同志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让他及后来的一批批年轻人,拥有了走进大学殿堂、实现大学梦的机会,具有了更多报效国家和社会的机会。正如他时常说的:“教育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。”

原标题:《“高考制度恢复45周年”系列报道之二|王利明:关于“七七级”的独家记忆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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